今年的諾貝爾獎落下帷幕，三位女性分別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和經濟學獎。摘得經濟學獎的是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laudia Goldin），瑞典皇家科學院以此表彰她對女性勞動力市場問題的研究。
戈爾丁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史上的第三位女性得主，并首次獨享此桂冠的女性。此前的女性獲獎者均是與他人分享該獎。
戈爾丁的研究成果看似少了些抓人眼球的宏大敘事，卻正是百年來被忽略的女性勞動經濟。戈爾丁教授似乎印證了她的研究，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看不見的勞動和女性，正在被更多人重視。
01 女性勞動經濟“偵探”
現年77歲的戈爾丁是美國經濟歷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曾于2013年至2014年學術年度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1990年，她成為哈佛經濟學系的第一位終身教職女教授。她是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性別與經濟研究小組聯合主任，并在1989年至2017年擔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美國經濟發展項目主任。
戈爾丁的研究涵蓋了廣泛的話題，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方面的性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她的研究大多是從過去的角度來解讀當下，并探究當前關注問題的起源。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將戈爾丁稱為“偵探”，“她梳理檔案并收集了美國200多年的數據。歷史學家之前均未曾涉及該領域，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數據不存在?！?/span>
女性就業與性別歧視是勞動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引起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相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側重于理論模型的研究而言，戈爾丁更加側重于利用大量詳實的歷史數據，結合現代的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她是第一個提供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的人，揭示了這些變化背后的驅動力，并指出了性別差異持續至今的主要原因。
戈爾丁首次全面介紹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原因以及依然存在的性別差距的主要根源。戈爾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在整個時期內并沒有呈現上升趨勢，而是形成“U”形曲線。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表示：“了解女性在勞動中的作用對社會很重要。多虧了戈爾丁的開創性研究，我們現在對潛在因素以及未來可能需要解決的障礙有了更多的了解?！?/span>
02 女性的五個時代
戈爾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五組，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負與現實阻礙，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
1.家庭還是事業——第一組女性出生于1878-1897 年間，在1900-1920 年間大學畢業。20世紀頭20年，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對于這一組女性而言，她們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做出選擇——半數女性從未生育（或收養）過孩子。在這些未育的女性中，絕大部分曾經工作過，而有生育的女性則很少就業，這顯然是一個非此即彼的艱難抉擇時代。
2.工作，然后家庭——第二組女性出生于1898-1923年間，在1920-1945間大學畢業。這一組人中較為年長的一批和第一組很像，結婚率極低；其余部分則具有高結婚率，并且初婚年齡較低，還會養育很多孩子。在工作和婚育的選擇上，這一組女性很多一開始會有工作，但在組建了家庭后會退出勞動力市場，她們的抱負受到大蕭條的阻礙，最終回歸家庭和生育。
3.先家庭，后工作——第三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間，在1956-1965年間大學畢業。在所有組的女性中，這一組女性內部的相似度是最高的。戰后時期，由于人口壓力，女性早婚率更高，家庭規模更大，幾乎90%的選擇婚姻。很多女性在養育孩子期間暫離工作，在子女長大后再次就業，卻困難重重。她們因此把工作的經驗告訴了下一代。
4.事業之后是家庭——第四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間，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學畢業。這一組女性的特點是“先立業再成家”。她們會在母親的指導下把工作放在首位，更重視自己的職業發展，對于家庭則相對放松。避孕藥的技術革命使這種選擇成為可能，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從未有過孩子。晚婚、離婚的概率比前面的幾組女性都要高，她們的想法是，趕在孩子出生前先讓自己的事業步入正軌。
5.事業與家庭——第五組女性出生于1958-1978年間，在20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這組女性汲取了第四組女性過于重視事業而錯失家庭的教訓，更好地調和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那些出生在20世紀最后20年的人明白，把個人優先事項拖得太久可能不會有結果。她們更加努力地尋找工作靈活性，體外受精（IVF）在內的一系列生殖技術協助支持她們生育。這一群體結婚較晚，但90%的人選擇50歲前結婚。她們學會了工作，但不是以犧牲愛為代價。
03 女性+公共政策，諾獎經濟學獎更“細膩”
諾貝爾經濟學獎被稱作“最年輕”的諾獎，自1969年首次頒發以來（至今已頒發55次）共有93人獲此殊榮。這些獲獎者中，只有3位是女性，是所有諾貝爾獎中女性獲獎者最少的一個獎項。
2009年，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因其在經濟治理和人們如何管理資源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2019年，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因其在全球貧困問題方面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7年年底，美國經濟學家，美國經濟協會權威刊物《經濟展望雜志》主編蒂莫西·泰勒曾經表示，“克勞迪婭·戈爾丁是早晚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她過去一些年的唯一問題就是太年輕了，沒有到一定年紀，比如70歲，很難獲得所有投票人的認可，而所有人都知道，不遠的將來，克勞迪婭·戈爾丁一定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近年來，經濟學諾獎獲得者的學術價值導向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具有理論貢獻的單一價值判斷的經濟學家獲獎趨于減少，更多有公共政策影響力和領導力的經濟學家走上舞臺。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成員佩爾·斯特隆伯格此前在采訪時指出，諾貝爾獎是一個發現，不是什么人氣競賽。它是要找到真正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并使世界變得更好的研究貢獻。“我們不會選擇最受歡迎的經濟學家，我們更關注的是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的具體事物是什么。”
